民国时期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中，最厉害的除了王国维、郭沫若和闻一多之外，还有罗振玉、董作宾等先生。

甲骨文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文字。在商朝后期，王室为了占卜，就将文字刻在龟甲或兽骨之上，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及时和天、神沟通了。刻在龟甲或兽骨的文字，就被后人称为了“甲骨文”。

甲骨文主要反映着商朝后期的政治、经济状况。一直以来，它对于研究我国早期的历史及文字演变的历程，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研究甲骨文的历程中，民国时期有四位研究甲骨文的著名学者，因他们的字号中都机缘巧合地带着一个“堂”字，而被人们尊称为“甲骨四堂”。他们分别是：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

在对甲骨学的研究中，自幼习经史考据之学的罗振玉先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他被誉为甲骨学的奠基者。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探知了甲骨文的出土地。

自从甲骨文被发现后，很长时间内都存在着关于“甲骨文出自哪里”的争论。罗振玉经过详细地考证和谨慎研究后，提出了“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溢十余，乃恍然悟以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的学术论点。他理智地判定了甲骨文的出土地是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遗址。

除此之外，在书法上，罗振玉是第一个以甲骨文体开创出一种新字体的人。

王国维在研究甲骨学中，做出的贡献首先是对甲骨文的考释。1915年，他发表了《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考订了孟、雍、费、毫、雇、祀等八个地名，论证了“殷祭”即合祭，“外祭”即祭社。

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书，不仅考证出了商周时期一些相关的人物确实存在，也证实了司马迁的《史记》中关于殷本纪的资料。

王国维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总结了出土文献与书籍参证的“二重证据法”，不仅对甲骨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帮助，而且也能启发一般的学术研究。

董作宾，是甲骨学家和古史学家。他对甲骨学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用骨断代学。

董作宾所著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书，被公认是中国甲骨文史上意义非凡的名著。他曾多次参加殷墟的发掘工作，并主持整理了甲骨。在这些基础上，他才提出了用甲骨来分期断代：第一期为盘庚、小辛、小乙和武丁；第二期为祖庚和祖甲；第三期为凛辛和康丁；第四期为武乙和文丁；第五期为帝乙和帝辛。这对甲骨学的研究起着重大的推进作用。

此外，董作宾还根据甲骨学研究，总结出了对殷商时期的历法和礼制方面的独到见解。

在当时的甲骨文研究的学者中，郭沫若要算起步最晚的了。他从1928年才开始研究甲骨文与殷商史，但因为他的痴迷，他的研究结果却后来居上：他曾出版过以下甲骨学研究的著作：《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续编》（甲骨文部分）等等，对当时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郭沫若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他考证了殷商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生活诸方面的历史；并对当时的奴隶制度、氏族贵族、私有财产等有着独到的见解，在此基础上，他还考证出了殷商时期的王位继承制以及婚姻家庭形态等成果。并得出了殷商时期为青铜时代和奴隶社会的结论。

郭沫若不仅考证了甲骨文字达500多个，还研发出了一组考证地名的方法——地名系联法，使后来的考古工作更加便利了。

其实，在民国期间，除了老一代的“甲骨四堂”之外，还有年青一代的“甲骨四少”：嘉兴唐兰，东莞容庚，胶州柯昌济，番禺商承祚。那时，这四位年轻人都才20多岁，他们能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艰辛晦涩的领域，可见他们对甲骨学的一片赤子之心。他们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和赞美，也非常难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