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造出创投界的“格林尼治基金小镇”吗？平坦的反义词

　　日前，在成都在“2016中国・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上，又一基金小镇――天府国际基金小镇加入了“吸金”大潮。

　　近年来，以美国格林尼治对冲基金小镇为“模版”的基金小镇在中国频频出现，全国各地兴起打造金融资源聚集地的潮流，北京、天津、浙江、新疆、福建、四川等地纷纷建立具有当地区域优势特色的PE集聚中心。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创投业调查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创业投资各类机构数已经达到1775家，较2014年增加224家，增幅14.4%。其中，创业投资基金1311家，较2013年增加144家，增幅12.3%；创业投资管理企业464家，较2013年增加80家，增幅20%。同一时期内，美国投资机构总数为2022家，其中创业投资基金1224家，而欧洲的创业投资机构约为500家。

　　从资本总量上看，2015年，全国创业投资管理资本总量达到6653.3亿元，占GDP总量的0.96%，较2014年增加1420.9亿元，增幅31.7%；美国同期1653亿美元，占GDP总量的0.96%；欧洲投资机构基金管理资本总量约为550亿欧元。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创业投资大国。

　　格林尼治模式大热

　　格林尼治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面积只有174平方公里的小镇，经过几十年的自然发展，格林尼治小镇目前集中了500多家对冲基金，其中单单Bridge Water一家公司就掌管着1500亿美元的规模。政策的优惠、基础设施完备以及严格的安保系统满足了对冲基金的从业人员在“抱团取暖”的同时又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微妙需求。而格林尼治模式的成功也成为各类基金小镇争相模仿的对象。

　　据了解，目前国内基金小镇一般以三类模式存在：政府引导性产业基金、完全市场化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其中，通过政府引导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创立若干专业投资子基金，提高投资收益，平滑投资风险成为较为主流的模式。政府引导基金对于被投基金投资对象有所侧重，主要投向政府着重发展和主导的行业或产业，投资地域也是以当地区域范围为主。

　　相比于过去产业园多数拼地，模式容易复制，一旦相关优惠力度减弱，企业很容易转移。业内人士认为，基金小镇更强调生产、生活、生态，做深做透就会有较高粘性，继而深耕基金小镇的运作模式。

　　“吸金”能力如何

　　位于浙江省嘉兴市的南湖基金小镇是国内首家基金小镇。公开资料显示，截止到2016年5月底，南湖基金小镇入驻企业已达1784家，认缴规模超过2300亿元，实缴超过940亿元，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大的金融引擎。

　　而坐落在房山的北京基金小镇，金融高地优势明显，尽管成立时间仅一年有余，目前，小镇入驻基金及相关机构达95家，管理的资产总规模超过1659亿元。

　　新近揭牌的天府国际基金小镇位于天府新区，目前可入驻区域占地约为370亩，已建成14万平方米可供超过200家基本机构进驻办公的建筑群落，小镇紧邻双流机场和天府铁路新客站。

　　天府国际基金小镇方面表示，2016~2017年，将引入150家金融机构及中介机构，管理社会资金规模达到2000亿元。2022年末，将引入450家资本管理机构，管理社会资金规模达到6000亿元。2030年，基金小镇引入的投资管理及中介机构将突破1200家，管理社会资金规模将超10000亿元。目前已入驻及意向入驻基金小镇的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行业协会、服务与研究机构超过50家，纪源资本人民币基金就是其中之一。

　　尽管投入巨大，目前回报率尚佳，但是基金小镇在区域内的综合效益还需逐步考量。

　　基金小镇作用何在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对于新迁入的机构与基金往往会提供政务服务、工商注册、产业资金支持、一次性落户奖励、股权投资奖励等一系列政策倾斜。

　　然而，在纪源资本合伙人于立峰看来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固然重要，但并不是纪源资本人民币基金选择进驻小镇的首要原因。在他看来，理念开放的服务型政府更加吸引投资人。

　　此外，区域内上市公司总量、高校数量、以及质优且活跃的项目数量对于拓宽投资机构与当地企业进行合作的渠道来说十分必要，因此这些因素也是投资人进驻小镇的前提。

　　“任何一个经济组织都需要贴近市场，制造业、服务业皆是如此。本质上讲，基金业在服务业的范畴，也有贴近市场的需求。如果一直做一个飞机上的投资人，不仅离项目比较远，相应的管理成本比较高，也不能切实在当地发掘一些优质的项目，金融并不意味着‘高大上’，接地气很重要。”于立峰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另外，于立峰表示，资金积聚以后较易形成规模效应，也容易带动周围的创业氛围的发酵。

　　金融创新相融节点已至

　　事实上，融资难融资贵仍然是目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面临的突出问题，所以通过改革创新发挥金融在支持创新创业中的积极作用，建立起符合创新创业发展的科技金融服务模式十分重要。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认为:“不同于过去‘资本退、技术进’的经济增长理论逻辑，目前的新观点是当将工业部门和经济部门作为两个部门看待的时候，金融和创新增长其实是相融的关系，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之后，如果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则让两者必须相融。”

　　他认为，依照上述逻辑，结合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的实际情况，将金融和创新进行相互融合的时间节点已经悄然而至。

　　然而资本与创新的融合仅是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市场的容量、商业模式的可扩充性、盈利模式是否清晰、对现金流的把控是否到位等，都是决定创业是否成功的要素。

　　赛富亚洲投资基金创始管理合伙人阎焱表示：“创业是漫长的过程，需要的是专注的目标与理性决策。创业的失败往往源于不专注，同时想做的事情太多。创造和创新能力的基础是独立的思考，而独立思考的前提是思想的自由。此外创业者的超脱情怀与道德底线也是决定其是否能将企业做大的关键。”

　　“硅谷远离华盛顿、纽约的原因不仅仅在于那里很多年前地价便宜、政策优惠宽松，自由也是其创新成功重要的前提。创新需要坚持，要耐得住寂寞和孤独，运动式的一拥而上不利于0到1的原创技术和创造。”阎焱说道。